【摘要】数字平台企业（DPE）是古老组织形制在数字时代的创新，是数字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组织要素的意义上，DPE的参与者不再是单纯的岗位承担者，其目标不再是单纯营利，结构不再是由业务主导，技术也不再是生产技术主导，而是以数字技术为底层和支撑的，以数据为驱动力的，有机会和路径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形成了产品和服务闭环生态的崭新形制。是故，针对DPE的外部治理不可简单沿用针对传统企业的治理，治理创新要重点专注于数据运用行为的后果以及数字红利的公平分配。

  邱泽奇，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数字社会、数字治理。主要著作有《中国大陆社会分层状况的变迁》《社会学是什么？》《费孝通与江村》《朋友在先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案例研究》《技术与组织：学科脉络与文献》等。

  本文讨论的数字平台企业（digital platform enterprises，以下简称DPE）指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生产和服务以及为别的企业的生产与服务提供服务的企业组织，“数字平台”是这类企业独有的特征。近些年，对这类企业有诸多情境性的称呼，如在中文语境里的平台（吴沈括、胡然，2021）、市场平台（陈玲，2010）、电子商务平台（李广乾、陶涛，2018）、网络站点平台（周辉，2020）、网络交易平台（孙国强等，2021）、网络站点平台（喻国明、李彪，2021）、平台组织（宋锴业，2020）等。再如英文语境里的数字平台（digital platforms, Parker et al., 2016; Asadullah et al., 2018）、数字化的经济（digital economy, Tapscott, 1997）、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 Gawer, 2010）、平台生态系统（platform ecosystem, Rietveld et al., 2019）。到目前为止，对这类企业尚无一致的准确称谓和定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税务总局于2021年4月13日召开网络站点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可以被认为是中文语境下对这类企业的官方称呼。本文不关注对这类公司进行定义的具体情景，而试图透过DPE类型探讨其组织特征，以增进对其治理的理解。

  如果以网络技术的社会化应用为标志，将1993年出现的第一个万维网浏览器万花筒（Mosaic）算作起点，则DPE的发展历史至今也不到30年。其中，有27年处于自由发展（俗称“野蛮生长”）阶段。在那个时段，对DPE，不仅市场张开双臂欢迎，政府也积极鼓励，社会更是欢呼雀跃。可好景不长，2018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立法提案，拟针对DPE征税（俗称“数字税”），由此拉开了对DPE进行制度性治理的序幕。三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府、企业和社会围绕DPE治理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涉及治理对象、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手段等诸多话题，真知灼见和误解谬论等层出不穷、泥沙俱下。作为对DPE治理的尝试，立法法案也不断出现。[1]

  人们一方面身处数字环境之中，享受着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和红利，另一方面又反思身处的数字环境，带着疑惑的心态考量DPE带来的影响，思考的出发点从早期的数字红利转向数字化带来的利弊分析和比较，从红利机制、数字剥削到人类未来，不一而足[2]。在中国的共识是，数字化的经济是促进发展的新动能，数字化是人类不可逆转的未来。面对数字化的利与弊，我们的观点是，与其在利弊之间不断纠结，不如认清数字化的本质，轻装上阵，面向未来。其中，认清DPE的组织特征是认识数字化本质无法回避的关键环节。这是因为DPE是数字化的主要甚至关键实践力量。

  本文从社会学的组织研究视角出发，试图在组织的三种主要形制比较中探讨DPE的要素特征，为探索针对DPE的治理提供知识基础。接下来的讨论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在比较中刻画平台制组织的基本特征，即平台制是科层制和市场制的混合体；第二部分讨论DPE的参与者、目标、结构、技术等组织要素特征，第三部分探讨DPE的可能治理创新。

  组织是人类基本的社会特征。《荀子王制》曰：“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用组织方式回应人类面对的威胁和满足人类的需要是人类的社会性本能。以至于有学者指出，人类是组织起来的社会，社会的本质其实是组织（Perrow, 1991）。

  组织与人类相伴随，在人们的想象中，人类应该有丰富的组织形制。可事实上，却只有三种：科层制（bureaucracy）、市场制（market）、平台制（platform）。本文讨论的数字平台企业其实只是平台制的子类。为了更好地理解平台制，我们先对科层制和市场制作简要回顾，在比较中观察平台制的组织特征。

  对科层制的探讨起始于韦伯（Max Weber）。尽管科层制早就存在于人类社会，古典军队是典型的科层制，可科层制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却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带来的工厂制组织在本质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也因此得到普遍关注。早期的工厂制是另一种典型的科层制。

  根据韦伯对科层制用理想类型进行的刻画（韦伯，1997），一个典型的科层制组织至少有6个特征：（1）岗位分工，且岗位的权责明确；（2）岗位分等，下级接受上级指挥；（3）成员符合岗位对专业资质的要求；（4）管理人员有专职岗位，而并不全是组织所有者；（5）依规则和纪律运行，且毫无例外；（6）排除私人感情，成员间只是工作关系。把这6个特征综合起来可以认为，科层制是一个依据组织目标和组织技术建构的岗位结构，在理想状态下，如果把符合资质的劳动者填补到岗位上，组织理应自动运行。这使人们很容易想到泰勒制（泰勒，2012）。如果把韦伯的科层制和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放在一起，随即会产生一幅人与机器共同工作的工厂图景：一个依照设计顺利运行的生产体系。

  显然，这是机器社会，不是人类社会。科层制对人类理性的理想类型也因此遭遇众多挑战，主要发达国家的学者都对科层制进行过批判与反思（布劳、梅耶，2001）。尽管如此，人们也不得不承认，科层制抓住了人类工厂制的本质：依照岗位组织起来的协作结构，让去参加了的人形成一个有明确职责和身份边界的组织化群体，是发挥人类力量的有效方式。虽没一个组织能完美套用韦伯科层制的理想类型，可具有科层制本质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依然是人们最常见的组织形制。

  与科层制相对应的另一种组织形制是市场制。人们对市场有多种理解，最容易将其与日常生活关联，将市场想象为菜市场、服装市场、综合商场，可那不是准确意义的市场。“在现代经济中，市场是一种基本组织形式”（刘世定，2011）。其实，不仅在现代经济中，在一般社会意义上，市场也是一种基本组织形制；在治理意义上，是与科层制相对应的人类组织形制。在针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探讨中，威廉姆森（2011）明确地把科层制与市场进行对应，引进交易成本概念探讨经济活动的治理机制。在主流经济学中，市场被默认为是支撑买卖双方交易任何商品的组织形制。

  如果说科层制是一种岗位结构，那么，市场则是一种行动结构。市场的岗位结构异常简单。理论上，一个市场只有买家和卖家，一旦交易结束，岗位结构可随即解体，市场也可随即解散。在岗位结构的稳定性上，科层制与市场制形成鲜明对照。不仅如此，韦伯科层制的6个特征在市场制中几乎均为反向镜像，归纳起来能这么表述：市场的原意是指一个责权明确却不固定、没有岗位等级、没有岗位专业资格要求、没有专职管理岗位、没有统一规制，且可以纳入私人情感的组织规制。在市场中，人们的基本工作是在与其他行动者的互动中寻找自我的立足点，促成交易的达成，因此，寻找自己的立足点成为市场行动的持续行动（怀特，2006）。我们还可以把市场理解为一种随交易行动而变化的随机过程组织形制。

  与科层制和市场制均不相同的是平台制。在形制发展史上，平台制与科层制和市场制一样古老，也与人类的组织活动相伴随。祭祀和庆典是人类古老的组织活动之一，其形制正是平台制。只是，与科层制和市场制比较，平台制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得更少，运用得更少，以至于被人们完全忽视或忘却。

  随着更大规模公共事务在19世纪的兴起，更多社会行动者运用平台传播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社会主张，平台制才引起人们的关注，杰夫森（Jephson, 1892）三卷本的《平台：兴起与进程》正是这一关注的见证。从英国工业革命到法国大革命，在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中，平台制是最主要的组织形制。1820年前后，平台制被用于刻画公共集会的场所，且向更加广义拓展，以至于将所有具有公共性的集会场合都称为平台。根据吉丁斯（Giddings, 1892）的说法，在“政治事务中的非行政倡议权”（the right of non-administrative initiative）成为法律和实践的正式组成部分之后，平台概念正式成为了英国宪法体制的一部分。基于平台形制在英国的发展，杰夫森认为平台是表达、告知和控制公共观点的工具（Jephson, 1892）。不过，杰夫森的平台定义过分局限于英国工业革命后的公共政治发展和形制，未能区分“行政会议”和“政治集会”，且忽视了其他文明的平台制（徐清源，2021），进而制约了对平台制多样性的理解。

  杰夫森对平台制的关注并没有马上出现后继者，直到一百多年后，随着数字平台企业的兴起，平台制才再次被人们关注。有意思的是，在人们关注DPE时，仿佛忘记了一百多年前已有的探索，更多地把注意力用在了当前。在管理学领域，1996年，也就是互联网门户在中国出现之前，希波拉在组织研究领域重新提起了平台制，她指出，平台组织是“能在新兴的商业机会和挑战中构建灵活的资源、惯例和结构组合的一种结构”。遗憾的是，她只关心平台制的商业意义（Ciborra, 1996）。在经济学领域，随着双边市场议题因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诺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走热，经济学界开始关注平台制，且以为其是一种新型组织（周德良、杨雪，2016）。